倍可亲(backchina.com) 　　香港《明报》发表赵耀华撰写的文章《金融海啸与美式官商勾结》说，对美国金融海啸成因的讨论，金融业过度放任、投资银行家的收入取决于公司短期表现、货币政策过于宽松，这些原因坊间已有不少讨论，在这里我想讨论一个比较少人提及的原因，那就是商业利益对政府的巨大影响。

　　文章摘录如下:

　　这首先表现在官员的任命上面，美国政府往往从商界中选拔官员，这些人才又经常游走于官场与商场之间，甚少受到监管。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和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Robert Rubin)——1998年处理金融危机的救市三雄中的一个——在上任前都是投资银行高盛的领军人物。这种任命制度的好处是用人唯才，害处则是任命官员本能地倾向于维护自己原来界别的利益，甚至出现有意的利益输送。

　　保尔森在2006年才离开高盛，亲身经历金融海啸成长的他，应该知道弊端所在，但由于他又是金融海啸的始作俑者之一，很难要求今天的他打倒昨天的他。保尔森向国会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对同时如何加强管制，以及对银行家的缺德行为作出惩罚，就只字不提。他不但要求在实际执行任务中有绝对的权利，而且同时要求在事后有不受法院和行政机关追究的特权，这种要求出自民主国家公仆之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鲁宾的经历也是可圈可点。美国自1980年代起便逐步解除对金融业的管制， 1999年鲁宾游说国会通过的“金融现代化”法案，则更影响深远。这个法案取消了1930年代便建立起来的防火墙，从此商业银行可同时经营投资银行的业务，让尾大不掉的超级金融机构得以产生；法案又规定同一机构的不同业务归不同的监管机关监管，造成漏洞，埋下了金融海啸的伏笔。但更有趣的是，当法案通过之后一个星期，花旗集团(Citigroup)便宣布委任鲁宾加盟，成为该集团最高三巨头之一。

　　不要以为花旗集团仅仅是这个法案的众多受益者之一，法案对它的宏图伟业可说至关重要。花旗集团作为19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型的金融机构，法案通过前不久才由花旗公司(Citicorp)与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合并而成，但是由于两者业务不同，合并存在灰色地带，仅仅因获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的有期限的特许才得以进行。“金融现代化”法案通过了，它们的合并地位才真正有保障。

　　鲁宾一面游说通过法案，另一面谈判加盟花旗集团，却不抵触任何法规守则，可见美国对离职官员的规管宽松到何等程度。这里无意指摘鲁宾利益输送，但是既然美国标榜资本主义是建基在人性是自私的假设上面，那么就应该有防止利益输送的机制，而不应假设官员会自律。

　　在美国竞选公职需要大量的经费，工商界无不通过政治捐献来影响政府政策。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就得到来自金融界的捐款2250万美元，麦凯恩则得到1960万美元。鸡髀打人牙骱软，不管他们谁人当选，要真正加强规管金融界都是件不容易落实的事情。有鉴于此，最近就有好些人提出要求，禁止金融界进行游说活动和政治捐款。学者、克林顿时期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莱奇(Robert Reich)就要求把这个条款加到那个7000亿元救市方案里。

　　当然，商业利益对政府的巨大影响无处不在，并不限于金融政策方面。在克林顿时期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的威廉?肯纳德的回忆就很有意思。作为大众传媒的监管者，肯纳德一上任便找来他的前任请教学习。前任主席知道原委后，马上让他不要存有幻想:“你一定要理解到，作为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你的本份是做好大财团之间比赛的裁判员……成功之道在于:你今天给这个游说集团好处，下周最好也给它的对手好处……”由此观之，在美国当个有钱人或者高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