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举国上下共同关注民生,不仅显示出中国政府的“执政为民”理念进入实质阶段,也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民众的生活疾苦,认识到了社会利益分配问题的重要性,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把关注民生当功德来溢美,似乎有“帮闲”之虞,就好比把干好工作誉为奉献,把警察抓小偷当英雄,实际上是一种“谬赏”(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语)。民生与国计并列,说明它是国计蕴含的主体,商讨治国大计涉及民生问题完全是理所应当,反之,才应该视作不正常。
既然有“谬赏”,当然也就不乏谬论。以此次会议提案为例,张茵委员要求取消《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对关注民生的“谬赏”,实际上是把应该做到的提升到了褒奖层次,这就难免把一些不应该做的模糊为应该做的,进而使一些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提案堂而皇之,一步步地把人们对生活的诉求逼到社会生活最底线。换句话说,民生成为“两会”的亮点,当然是所有中国人的幸事,但同样也反证了民众生存状态的艰难。一味颂扬如何如何“关注”,却忽略了“民生”真正内涵,注定将会弄巧成拙。
说这是弄巧成拙之举,主要原因是这样的赞誉会导致黑白颠倒。比如,康厚明、胡小燕、朱雪芹代表本来是参政的,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处于中国社会的哪个层面,都有资格向有关政府部门“问政”。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居然代表1.5亿“农民工”登门拜访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并受到了有关领导的亲自“接见”,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听取政府部门汇报的身份。看看他们那种喜形于色的神态,怎么也不会让人想到他们的身后有拥有一支世界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7日载文《中国的停滞与流动》,认为
平心而论,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有了自我表达权,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体现了执政党对他们的重视和关怀,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从理论上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此可以看出,本届政府关注民生的态度不可置疑。问题在于,提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是应该把他们之中极少数人纳入“代表”序列,还是应该用常规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大多数人愿望?如果参政议政的序列中绝大部分是张茵、穆麒茹那样的富有阶层的代言人,“农民工代表”也就只能沦为一种象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媒体上的所见所闻大多是对“农民工代表”的表扬和赞誉,由此不难想象,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作报告、受采访……盛名之下,“人大代表”的头衔将成为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光环。
当然,我想说的不是人们对个体形式上的“谬赏”,而是对民生概念认知程度。过去,中国人评价一级政府或官员政绩,总是看经济增长有多快,所辖区域内的人文环境有多美,对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等基本视而不见,这种评判标准造就了中国的“谬赏”现象丛生,使公权在不自觉中走向了“民生”反面。这是“夸”出来的毛病,天覆地载间的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个问题承担负责。
《论语�6�1子贡问政》有言:民无信不立。所有的参政者一旦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其言其行都会受到质疑,即使信誓旦旦关注民生,充其量也只能停留在“关注”层面。进一步说,尽管没有人指望所有参政议政者都以悲悯众生的心肠对待众生,但既然他们以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共商国是,就应该不负众望,承担起这份社会责任,让“关注民生”这个词转化为“提高民权”,使其内涵贯穿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脉络中,进而成为一种长久的治国理念。否则,今天人们所有赞誉,都将是一种“谬赏”。





我们都是好孩子,上面说啥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