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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选拉开帷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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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讯据来自外国专家局的消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选活动近日拉开帷幕,贝聿铭、杨振宁、李政道、金昶伯、罗伯特·蒙代尔、远山正瑛等29名广为公众熟知的海外专家成为候选人。

  据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专家来帮助现代化建设,他们中涌现出了一批在各自领域甚至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杰出代表。为了使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及其事迹被更多的人所熟悉,所铭记,国家外专局《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社近日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选活动,主要以其贡献力和影响力为标准,从29名候选人中评选出15位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

  目前,活动组织单位已经正式邀请由中国外文局、中国人事报、北京大学、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以及全国长期从事引进海外人才工作的资深专家等组成的38位评委进行投票评选。评选结果将于11月29日在深圳2008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国际人才高峰论坛”开幕式揭晓。

  据悉,这29名候选海外专家,绝大多数是历年来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他们之中有:中央电视台首位“老外新闻主播”,为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作出极大贡献的“健康卫士”,北京奥运成功申办和举办的功勋人物,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欧元之父”等等。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委会委员名单(38人)

  (1)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代表(7人)

  张建国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会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

  崔长征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出国培训管理司司长)

  王迺 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高级顾问(国家外国专家局前局长、欧美同学会前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副主席)

  陈阳进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理事(国家外国专家局前副局长)

  石忠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秘书局前副局长)

  高叔静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理事(国家外国专家局政策法规与联络司前司长)

  李国馥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办公室主任

  (2)《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代表(16人)

  夏兵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外国专家局信息研究中心主任

  陈炜华《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副会长、《国际人才交流》《专家工作通讯》总编辑

  彭启明《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万金发《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办公室主任

  王海洋《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主任)

  白继迅《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主任

  刘亚辉《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高鹏飞《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

  白鸥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徐皓庆《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刘昇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副主任

  严志远《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副主任

  陶扬《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副主任

  高翔《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靖华《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家外国专家局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

  梁伯枢《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委会委员、《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编辑部主任

  (3)媒体及相关机构代表(9人)

  郭晓勇(中国外文局常务副局长)

  盛亦来(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主任)

  刘水明(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

  廖玒(人民日报社人民网副总裁)

  郑兴(人民日报海外版国际部主任)

  朱焱(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新闻主编)

  徐荷(中国人事报社副总编辑)

  夏红卫(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副主任)

  林慧(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

  (4)《国际人才交流》杂志理事单位代表(6人)

  侯路明陕西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陕西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裴菲 江西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江西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李金城河南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河南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黄渭茂上海国际人才交流协会、上海市外国专家局局长

  姚莉 江苏省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江苏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吴邑文 深圳国际人才交流协会、深圳市外国专家局局长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海外专家来帮助现代化建设,他们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在各自领域甚至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杰出代表。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使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及其事迹,被更多的人所熟悉,所铭记,从今年7月开始,近20年来以报道海外专家及其事迹为主要内容的海内外公开发行月刊《国际人才交流》杂志正式启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选活动。10月中旬,29名海外专家候选人正式产生。

  这29名候选海外专家,绝大多数是历年来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他们之中有:中央电视台首位“老外新闻主播”;为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作出极大贡献的“健康卫士”;为北京、香港、苏州留下经典建筑的20世纪最为杰出的华裔建筑大师;为深圳产业结构优化及高科技产业建设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做出突出的贡献的特区功臣;北京奥运成功申办和举办的功勋人物;精神康复“武汉模式”缔造者;长期参与内地培训人才事业的香港新一代商界领袖和慈善企业家;用实际行动和成果打消人们对建国以来清华大学首次聘请非华裔外国人担任系主任疑虑的洋系主任;带领中国女曲以罕见的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魔鬼教练”;指导中国弟子打败自己的法国同胞夺得中国男子击剑选手第一枚奥运金牌的佩剑教练;为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做出特殊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欧元之父”;来自美国在河南奉献的“十大爱心人物”;来自以色列的四川抗震救灾现场的“白求恩”;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和残疾人就业工作的酒店业经营管理大师;帮助中国各地农民致富的“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人;自掏腰包为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而奔波的数学家;给西藏盲童带去光明的德国女盲人专家;改革开放后我国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坚持参与长城研究与保护志愿服务活动的“长城之友”;给80年代中国经济学教育带来影响深远革命的经济学教授;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项目总协调人;“红色旅游”的倡导者;浙江省首位外籍劳动模范;毅然决定辞掉美国普林斯顿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回到中国定居和工作的计算机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引发中国水稻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外国专家楷模;将自己退休后的余生无私奉献给中国的治沙事业“治沙愚公”;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客座教授。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的评选,主要依据以下两个标准:(1)贡献力(政府和行业领域认可度),30年中对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及人才交流和培养做出特殊贡献,其贡献得到同行高度认同,并由此而获得过行业表彰或我国各级政府表彰。(2)影响力(大众认可度),30年中在华工作期间表现突出,其举动和工作,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认同,反响强烈;国内外媒体曾经对其相关事迹进行过广泛宣传报道。

  目前,活动组织单位已经正式邀请由人民日报、人民网、中央电视台、中国外文局、中国人事报、北京大学、深圳市商业联合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以及全国长期从事引进海外人才工作的资深专家组成的38位评委进行投票评选,最终选出15名“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有影响的海外专家”。评选结果将于11月29日在深圳2008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国际人才高峰论坛”开幕式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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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艾德文.马厄(Edwin Charles Maher)

  

  ——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位地道的“老外新闻主播”。候选理由:放弃澳大利亚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来到北京勤勤恳恳将当代中国声音和形象高质量传播到世界各地;作为在华工作全世界受众最多的海外专家,在得到普遍赞赏的同时,也遭遇来自西方对中国不友好或不了解人群的很多负面评价,他对此无怨无悔。

  新西兰人,1941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曾经在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工作20多年;1999年,他相濡以沫33年的妻子病重,为了在她生命最后时光多陪陪妻子,同时也为了不让电视观众看到自己脸上的忧伤,这位澳大利亚家喻户晓的资深播音员,毅然辞去工作,回家尽心照顾妻子长达两年。2003年,艾德文偶然听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则招聘广告,立即决定辞掉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工作,放下自己开办的播音培训学校,放弃优厚的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来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播音工作,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同事。2004年,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招聘外籍英语新闻主持人,艾德文顺利进入央视,成为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第一位地道的“老外新闻主播”——央视有史以来第一个洋面孔播音员。艾德文除了担任每周4天、一天4次的播音主持,还负责培训中国本土播音员和记者,每周1天,帮助他们纠正英文发音、语调、配音技巧、润色英文稿件,对待每一项工作他都认真负责、竭尽全力。在他的热情帮助下,中国同事们的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英语节目的质量有了很大改进,对加强我国的对外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艾德文对中国十分友好,经常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文章在《中国日报》等报刊发表,向海外宣传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今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他在为灾区捐献了一个月的工资的同时,还向外国专家主管部分写信表示,自己时刻准备为抗震救灾做任何力所能及的贡献,其诚挚的态度和举动令所有认识他的人深感敬佩。

  2.贝汉卫(Henk Bekedam)

  ——“健康卫士”。候选理由:在中国遭遇非典危机,成为疫区的时候,发挥他WHO驻华代表的特殊作用,帮助中国积极争取国外理解、同情、支持和援助,帮助中国做好疫情监测、疫苗研究、病人治疗等,为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

  荷兰人,1958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世界卫生组织(WHO)前驻华代表。2002年来到中国北京,成为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第五任驻华代表一直到去年卸任,对中国友好。2003年中国遭遇非典危机。在非典防治信息还不太明了阶段,他通过与卫生部协商,派出专家组和召开记者会来督促中国政府更快行动;4月20日的转折点之后,他一直对中国政府的合作持赞扬态度,联络国外媒体,帮助发布信息,成立有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参与的新闻中心,召开一系列新闻发布会。他多次说,北京非常愿意与WHO合作,北京每天都向WHO提供一切可能的数据。如果对数据有任何疑问,北京都会为他们提供考察核实的机会,北京从不怕他们找“麻烦”。这无疑一定程度上安定了国内外舆论。在2003年抗击非典过程中,他积极争取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支持,先后介绍安排数十名非典专家来北京考察和指导工作,对北京抗击非典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他协助北京市政府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沟通联系,多方努力,积极争取国外对北京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帮助中国做好疫情监测、疫苗研究、病人治疗等,为北京抗击非典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除了抗击非典,贝汉卫数年如一日,领导WHO中国代表处积极帮助中国政府改进整个卫生系统的运转问题,开展艾滋病、禽流感、肺结核等的防治。他也因此而被媒体称为“健康卫士”。

  3.贝聿铭

  ——20世纪最为杰出的华裔建筑大师。候选理由:改革开放后作为外国建筑师,给中国奉献了第一个经典作品——香山饭店,数十年来为香港、北京、苏州设计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建筑;耄耋之年依然远涉重洋,返回故乡,不辞辛劳地踏勘工地,以高超的审美眼光和近于绣花般的耐心,服务于中国建筑设计。

  美籍华裔建筑大师,1917年出生。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苏州市荣誉市民。曾主持设计法国卢浮宫扩建工程,为巴黎缔造了一处新地标;1979年,由他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建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第一件作品,引起中国建筑界的强烈震动。1982年,由他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一直以来成为香港的象征。1974年,他头一次回国,就向国家有关领导建议在故宫附近不该造高楼,对北京的旧区改造和新区开发作出了贡献。他始终关心苏州古城保护和文化建设。从苏州博物馆新馆项目酝酿、选址直至2006年圆满落成的8年间,耄耋之年依然5次远涉重洋,返回故乡,不辞辛劳地踏勘工地,以高超的审美眼光和近于绣花般的耐心,对每一个细节、一草一木都反复斟酌,渗透了对苏州博物馆新馆的钟爱。贝聿铭曾于1983年获得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利策建筑奖,并用所得的10万美元奖金在中国创立奖学金,鼓励中国学生去美国深造,同时要求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1990年,贝聿铭与著名华裔音乐家马友友共同牵头组织了中美文化交流组织“百人会”,为增进两国的友谊和交流而不断努力。

  4.德克·托马斯(Dirk Thomas)

  ——特区功臣。候选理由:帮助建成世界级磁阻磁头制造基地,填补中国磁碟生产的空白;在中国造就了优秀的本土管理团队和大批硬盘行业精英,创造了上万个就业机会;10余年来,不但为深圳的产业结构优化及高科技产业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使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卓越硬盘生产中心。

  美国人,1955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2003年新加坡总理颁发的“新加坡友谊奖”获得者。1992年托马斯首次来华,作为IBM的一名技术及制造总监,与中国政府开始洽谈合作。1995年,促成了合资公司——深圳海量存储设备有限公司的成立,并担任该公司副董事长。这一世界级的磁阻磁头制造基地,目前产量占日立全球磁头产量的50%以上。1997年,主持成立深圳国际商业机器技术产品有限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第一任总经理。2001年,引领IBM与易拓公司的合作项目,使易拓开启了中国生产自主品牌硬盘产品的历史。2003年,领导日立环球存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引进总公司数亿美元投资,在深圳生产硬盘关键部件——磁碟。该公司成为中国首家硬盘磁碟制造企业,填补了中国磁碟生产的空白。2004年,托马斯领导日立特别项目小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选择新厂址,最终促成了日立在华的又一重大投资——斥资5亿美元在深圳兴建世界级的“超级硬盘生产中心”。10余年来,托马斯积极引导,不但为深圳市的产业结构优化及高科技产业建设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使中国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卓越硬盘生产中心。在他的领导下,海量公司和日立环球存储科技深圳公司连年被评为“中国出口额200强”、“中国进出口额500强”、“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业”。托马斯非常注重对本地人才的培养,包括海外培训,在中国造就了优秀的本土管理团队和大批硬盘行业精英,创造了上万个就业机会。除此之外,他还关注中国高校教育和科技发展,多次到四川大学等多所中国的高校进行巡讲,并领导公司积极与深圳大学、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等高校探讨高科技研发合作项目。托马斯非常重视对本地社会的贡献,其所领导的各公司每季度都组织向希望工程受灾地区捐款、向福利中心的孤儿老人捐赠电器和生活用品等一系列的慈善和公益活动来回报社会,以实际行动表达公司对中国社会、环境、人文的真诚关注和高度责任感。

  5.海因·维尔布鲁根(Hain Verbruggen)

  ——北京奥运功勋人物。候选理由:作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坚信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为北京成功申办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作为国际奥委会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帮助北京协调赛场安排、场馆建设、消除奥运政治化杂音,为顺利举办第29届奥运会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荷兰人,1941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国际奥委会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特别是在其担任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期间,以及担任国际奥委会第29届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以来,为北京成功申办和顺利举办第29届奥运会做出了积极努力,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2001年他担任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主席,负责对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进行考察评估。在评估报告中,他以及评估委员会指出:“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评估委员会相信,北京能够举办一届出色的奥运会。”这一结论使北京在5个候选城市中的地位突显出来,为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02年开始,他领导的协调委员会共在京举行了数十次全会和工作组会,始终对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给予了十分积极的、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场馆建设、赛程编制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协调并说服国际马联同意奥运马术比赛移师香港,反对将北京奥运政治化,向国际媒体客观全面介绍筹办情况,为北京奥运筹备工作顺利开展以及奥运会顺利举办立下汗马功劳。

  6.海茵茨·克莱特(HEINZ KLAETTE)

  ——精神康复“武汉模式”及“心理治疗圣地”缔造者。候选理由:20年前,在大多数中国人对精神卫生和康复普遍陌生的时期,夫妇俩来到中国,呕心沥血,引进国外人性化精神病康复模式;将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带回家或者带到医院,亲自给他们洗澡、喂食或者治疗;开办工疗工厂,亲自将产品装在旅行袋里,拿到北京的一些高级酒店去销售,使病人通过劳动获得报酬,重拾曾经失去的尊严。

  德国人,1925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德国总统颁发的“铁十字勋章”获得者。1986年,克莱特及夫人罗沙·克莱特退休后,受聘担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外教。其间,他考察了武汉及其他地区的精神卫生机构,认为有必要引进一些国外特别是德国的人性化的精神病康复模式。1988年,克莱特夫妇正式辞去教职,在武汉市江岸区民政局和其他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和几位年轻的中国精神科医生一起,创办了武汉江岸区精神康复中心。从创办精神康复中心始,克莱特夫妇为中心的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曾经数十次将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带回家或者带到医院,亲自给他们洗澡、喂食或者治疗;开办工疗工厂,使病人不仅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还可以重拾曾经失去的尊严。工疗工厂的产品,经常是被克莱特亲自装在旅行袋里,拿到北京的一些高级酒店去销售。为了中心的发展,克莱特经常返回德国,寻求经济援助,在克莱特多次回国陈述后,德国政府和弥撒尔组织决定资助近600万人民币,建立武汉急诊精神病医院(现名:中德心理医院)。从康复中心创办,到2001年,来自德国的经济援助,折合人民币约为1200万元;在江岸区范围内,建立了现代的精神病康复网络,包括急性精神病住院部、慢性精神病康复医院、工疗工厂、日间康复医院和多个社区门诊,使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得到了较好的医疗与康复支持。1997年,民政部组织全国精神病学专家对这一康复模式进行专业评估,专家一致认为,这一模式具有典范意义,并将其命名为“武汉模式”。克莱特夫妇还为中德两国专业人员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桥梁。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精神康复中心是武汉市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接待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康复专家,为学习国外的新经验、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做出了贡献。现在,该院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心理治疗专门机构,被同行称为“心理治疗圣地”。罗沙?克莱特女士因患癌症于1996年在德国去世,克莱特在夫人去世后仍留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98年才离开武汉回德国居住。至此,通过他们夫妇的努力,共争取外援(包括援助的设备折算成人民币)近2000万人民币,它使康复中心由原来一个个体诊所发展到现在的集急诊、康复、工疗、心理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性初具规模的精神病治疗与康复机构,在武汉乃至全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7.霍震寰

  

  ——香港新一代商界领袖和慈善企业家。候选理由:投身慈善以及培训内地人才事业28年;首开全国青联与香港商界的往来,风尘仆仆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组织或参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培华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等开展持续系列培训项目,培训内地人员达2万余人,为内地的发展,为促进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人,1949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广州市荣誉市民,香港霍英东集团董事总经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理事长,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培华教育基金常务委员会主席。1980年,投身香港中华总商会,次年即成为该会青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期间组织总商会青年访问团访问内地,首开全国青联与香港商界的往来。之后,又挑起该会培训委员会的担子,致力为内地培训营商管理人才。至2004年,总商会就举办100期内地干部短训班,培训了4000余名内地干部,对内地一些地方发展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从1983开始,他积极参与香港培华教育基金的工作,经常风尘仆仆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调查研究、征询意见、聘请师资、制定培训计划。培华基金20多年来,致力于为内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训各类人才,先后资助培训15000余人次,为促进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霍震寰功不可没。执掌霍氏集团后,霍震寰通过几个基金会(包括霍英东基金会、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基金会、霍英东番禺建设基金会),资助了110多个建设项目。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自1986年成立以后到现在,共资助2900余名青年教师,一批有作为、有成就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各学科的带头人;不少获得资助的科研项目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5年,霍震寰又通过霍英东基金会,向香港科技大学捐赠8亿港元,支持科大发展成为全球的学术领袖。

  8.加弗尔·萨文迪 (Gavriel Salvendy )

  ——新中国成立以来清华大学第一位洋系主任。候选理由:带领一个新成立的工业工程系,迅速发展,使得该系连续多年在全国高校100多个工业工程专业中排名第一,在教师中造就近30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的编委,用实际行动和成果打消了人们对建国以来清华大学首次聘请非华裔的外国人当系主任的疑虑。

  美国人,1938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美国工程院院士,世界工业工程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系主任。从2001年清华工业工程系创办,萨文迪受聘担任首任系主任,每年全职工作4个月,7年来带领该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了尽快提高教学质量,头两年他每年邀请3-4名国际著名教授来清华上课,系里教师则充当“助教”。同时推荐引进自己优秀弟子,充当学术带头人;利用其在国际上卓越的影响力,推动与国际著名大学和机构的合作,从国际大公司和国际组织筹集到全系研究经费的40%。他倡导科学研究要回报中国的纳税人,为了寻找合适的科研方向,他甚至深入到农村,与农民聊天。他带领该系从2003年起,连续在全国高校100多个工业工程专业中排名第一,目前该系已经有近30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的编委。在国际权威评估中,以美国近150所高校工业工程领域的教学研究水平为参照,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的本科教育达到了全美前20名的水平,研究生教育达到了全美前25名的水平。萨文迪用实际行动和成果打消了当年一些人对建国以来清华大学首次聘请非华裔的外国人当系主任的疑虑。

  9.金昶伯 (Kim Changback)

  ——中国体坛“魔鬼教练”。候选理由:从1999开始带领中国女曲走出了基础差、人员少的状况,以罕见的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目前在中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外籍教练;为了女曲,早出晚归,甚至其家属前来探亲也不耽误一堂训练课;为了使工作更加稳定,干脆把全家都搬到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领女曲再创辉煌,摘得银牌。

  韩国人,1955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中国女子曲棍球教练。1999年担任中国女子曲棍球主教练之后,带领中国女曲走出了基础差、人员少的状况,以罕见的速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第一次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格,并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获得第五名。之后,金昶伯又带领中国女曲获得多哈亚运会冠军、冠军杯赛冠军;2004年再次率领女曲获得雅典奥运会第四名。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带领女曲再创辉煌,摘得银牌。金昶伯对队员要求非常严厉,强调“祖国荣誉高于一切”以及集体主义和团结协作精神。作为教练,通常每天早晨,从6点钟早操开始,他的身影准时出现在运动场上,直至全天训练结束。夜晚还要总结分析训练、比赛,一般只有五六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有一次,在广州集训期间,其家属前来探亲,他没有耽误一堂训练课,只是让领队陪家人在广州走一走,看一看。为了使工作更加稳定,他干脆把全家都搬到中国,住在北京。金昶伯有腰伤,犯病时,连行走都很困难,但无论有什么障碍,他还是一步一挪地蹭到运动场,指挥队员训练。一次,金昶伯在训练中被球打伤了腰,伤势很严重,连吃饭都是队员们为他送,但他还是坚持到训练场地。女子曲棍球队的队员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她们的教练感动。看到队员们训练条件比较艰苦,就从韩国拉赞助,为队员们解决了运动服、训练服和防寒服。不管哪个队员过生日,只要他知道,都会买上一份生日礼物,表示祝贺。他除了带给中国女曲理念和技术之外,还让队员都知道了在训练中严厉要求自己的意义,也因此而赢得了“魔鬼教练”的声誉。

  10.克里斯蒂安·鲍埃尔(Christian Bauer)

  ——“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佩剑教练”。候选理由:作为中国男女佩剑队总教练,给中国带来了快乐击剑训练理念;与队员同甘共苦,带领他们不断夺冠。在北京奥运期间,指导中国弟子打败了自己的法国同胞,夺得中国男子击剑选手第一枚奥运金牌;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肯定和称赞。

  法国人,1951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国际击剑界著名教练,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佩剑教练”。自2006年8月来华执教,担任中国男女佩剑队总教练,鲍埃尔全身心地投入到队伍的教学、管理工作中,给中国带来了快乐击剑训练理念:他刚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运动员放假,让他们停止繁重的训练,放假休息。鲍埃尔十分重视团队精神的培养,经常主动放弃乘飞机的待遇,和运动员一起坐火车出差。带队去法国比赛,也从不放下队伍自己回家,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营造团队精神。经过他的指导,今年8月12日,中国运动员仲满对决法国选手洛佩,在男子个人佩剑决赛中成功夺冠,为中国击剑队在1984年栾菊杰后再次获得一枚奥运金牌,也为中国男子击剑选手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法国教练指导自己的中国弟子打败了自己的同胞,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中国人民的一致肯定和称赞。在此之前,在他执教的两年中,中国佩剑队在多哈亚运会上包揽男女佩剑个人和团体4枚金牌,在2007年亚锦赛上再次囊括4枚金牌,取得了中国佩剑队在历届亚运会和亚锦赛上的最好成绩。在2006至2007年度女子佩剑世界杯赛中,中国队员谭雪获得6站个人冠军,女佩团体于2007年首获世界杯团体冠军,2007年在男子佩剑世界杯大奖赛中,选手王敬之获个人冠军,中国男子佩剑运动员首次获得个人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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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李政道

  ——中国“博士后”倡导者。候选理由:70年代向毛泽东当面建言重视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使大学“少年班”得以开办;组织实施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使得10年内,共有915位研究生得到美方资助赴美留学,打开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深造大门;倡导并推动中国成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6年出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从70年代起,对发展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推动基础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4年,李政道首次回国,在国内教育几乎完全停顿的状况下,向毛泽东当面建言重视优异青年学生的教育,使大学“少年班”很快得以开办。为年轻人的尽快成才,李政道除在国内开设长期讲座外,还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打开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一流大学深造大门。项目实施10年的过程中,李政道每年都要花费约1/3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大量艰难而烦琐的协调等工作。1983年、1984年,李政道两次写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建议借鉴发达国家措施,在中国成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很快成立,在鼓励留学生回国工作、加速培养一批拔尖人才、积极推进人才流动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在李政道的建议和安排下,我国自1979年开始组织40多名物理学家到国外接受全面训练,这些人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发展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促成了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使BEPC工程在选择方案、进行设计和建设中都得到了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帮助和支持,对撞机之能如期建成,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研究结果,这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86年,李政道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每年回国亲自主持国际学术会议,并指导CCAST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对提高科技人员的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建立了北京现代物理中心(BIMP);其后,又组建了浙江大学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复旦大学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

  12.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呵护”中国经济的“欧元之父”。候选理由:2003年非典时期,在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期间,冒着风险将自己原来位于纽约的公司总部迁至北京,以显示对中国的信心;面对美国等不断加压要求人民币升值,他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反对人民币升值;为培养更多金融人才,担任中国40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在中国各个领域发表200多场演讲。

  加拿大人,1932年出生。欧元之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发起人。1995年蒙代尔第一次来中国,在中国人民大学短期讲学,之后便提出了帮助中国培养一流经济学人才的设想,并陆续开始担任中国40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在中国各个领域发表200多场演讲。2001年,全国第一个冠名“黄达-蒙代尔经济学讲座”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在他的共同推动下,人大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展了经济类硕士生培训项目。2003年非典时期,在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疫区期间,蒙代尔将自己原来位于纽约的公司总部迁至北京。从2004年开始,他被北京市教委聘请担任北京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顾问;同时被聘为北京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名誉校长,该校是我国唯一被授权使用蒙代尔名字的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以培养企业家为专一目标的国际企业家大学。2005年底,他开始创办中英双语《蒙代尔》杂志。面对美国等不断加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辩论和传言铺天盖地,他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支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2005年,蒙代尔成为第一位正式取得北京“绿卡”的美国经济学家;他也被业内人士誉为——“呵护”中国经济的“欧元之父”。


  13.马珍妮 (Betty Jane Marcum )

  

  ——来自美国的河南十大爱心人物。候选理由:在中国教学之余,从美国等10多个国家募集捐款,在河南建立慈善之家,采用家庭式的管理模式,先后为70多名农村孤儿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庭,使他们过上了幸福、健康、快乐的生活,其中已有5名孤儿考入了大学。

  美国人,1940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郑州市“十佳优秀母亲”,2007年度河南十大爱心人物。1985年,马珍妮第一次来中国,回美国后,她开始打算为中国做一点有积极意义的事情。1994年开始来中国执教,先后在郑州大学和郑州轻工业学院担任英语教师,对待教学科学严谨,每年都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状况精心选择组织教材,编印完整的讲义,送给学校,为学校的外国专家教学开创了新的途径,为外语学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马珍妮与河南省新密市民政局合作,在中美两国政府注册成立了中美义务服务合作社,募集国外捐款,用以资助河南的孤儿。1996年创立了第一个慈善之家,为8名孤儿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1999年10月,她又在新密市资助兴建了孤儿之家新址,占地2000平方米,共有4套单元房、1个小操场、5间办公室和一个带围墙的院落。按照她的想法,新密市慈善之家一直采用家庭式的管理模式,现发展到4个家庭,入住38名孤儿,孩子们过上了幸福、健康、快乐的生活。她先后共为70多名农村孤儿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其中有5名孤儿考入了大学。十余年间,马珍妮为她的孤儿抚养救助事业经常奔波于学校和慈善之家之间。每年寒暑假,她还利用回国休假的时间四处演讲,为孤儿们募捐。在她的辛勤努力下,慈善之家已得到10多个国家的捐赠,五湖四海的人们为孩子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用品,十几个在郑州工作的外籍教师也投入到无偿资助慈善之家的队伍。

  14.莫瑞斯·托帕兹(Moris Topaz)

  ——抗震救灾现场的“白求恩”。候选理由:在听到四川发生地震灾难的消息后,毅然推掉在以色列已经预定一周的手术,以最快的时间带着他的手术器材、手术耗材和设备以及助手自费从以色列飞到四川,运用自己所发明的“负压技术治疗创伤”技术,深入灾区进行救治,以免除更多伤者不必要的截肢和不必要的大手术。

  以色列人,1950年出生。山西省友谊奖获得者,以色列希勒雅法医学中心整形外科主任,国际医学整形美容设备安全委员会和重建外科执行委员会总秘书长、国际乳房假体注册委员会主席,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客座教授。今年5月,在听到中国四川发生地震灾难的消息后,刚刚从中国回到以色列的莫瑞斯毅然推掉了在以色列已经预定一周的手术,以最快的时间带着他的手术器材、手术耗材和设备以及助手自费深入灾区进行救治,以免除更多伤者不必要的截肢和不必要的大手术。在简易帐篷中,会诊、进行疑难危重手术、查房,经常工作到深夜,临睡前,还要穿梭帐篷查看,指导值班医生和护士如何观察疗效。他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让灾区人民深受感动,被称为四川抗震救灾中的“白求恩”。莫瑞斯所摸索出的“负压技术治疗创伤”对大面积创伤等疗效良好,可以减少截肢、缩短病程和减少抗生素的应用,被发达国家认定为创伤治疗史上的里程碑。从2005年至今,莫瑞斯多次来华传授交流并做手术示范,无私地将自己最先进的医学技术传授给中国的医务人员,使烧伤致残患者、糖尿病患者得以康复。每一次莫瑞斯都把他从国内带来的一些常用的手术器械和医用消耗品免费赠送给中国的医疗单位。离开四川灾区时,他又将自己从国内购买的价值6万人民币的手术耗材和器械无偿捐献给了当地医院。

  15.那瑞帝 (Claudio Nardini)

  ——酒店业经营管理大师。候选理由:6年前,被只身派遣到海南,从没有办公室、没有手机、不会说中文起步,创办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创造了旅游饭店业界的神话;带领酒店员工积极投身慈善活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和残疾人就业工作,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意大利人,1948年出生。曾先后荣获“海南省酒店管理卓越成就奖”、“2006年度最佳酒店经理人”、“十大经营管理大师”、“中国酒店业十大杰出总经理”。2002年8月,在喜达屋集团工作14年的酒店职业经理人、拥有丰富的酒店工作及管理经验的那瑞帝只身来到三亚,就任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总经理,当时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还只是个概念没有办公室、手机,不会说中文,有的只是自己坚定的目标和意大利人特有的热情。2003年1月,经过短暂的五个半月,在那瑞帝和他带领的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开业了。开业不到一周年,酒店即因为提供全额赞助,获全球瞩目的“第五十三届世界小姐总决赛官方唯一指定酒店”称号;以实力荣获中国国家旅游局颁发的“五星级酒店”称号;成为三亚亚龙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度假酒店客房价位、客房入住率“标杆”。2004年,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连续两届成为世界小姐总决赛官方唯一指定酒店,并被称为“世姐之家”,极大程度提高了国际知名度。在他的领导下,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自开业以来的业绩就令人叹服。2003年,酒店虽然刚开业就遇到了SARS,但全年营业收入还是超过了一个亿。2004年,酒店的总营业收入已经超过两个亿,创造了旅游饭店业界的神话。在他的带领下,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获得“2006年度中国十大最受欢迎度假酒店”。如今,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已被业内公认为全国最好的度假酒店,但那瑞帝的目标不止于此,他希望成为亚太区最好的度假酒店之一。那瑞帝极其重视人才的培养,喜来登每年要有700多个工作小时,花费在对员工的培训上,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职业技能。为了避免人力资源匮乏,他还制定了长远的计划,譬如和海南一些大专院校联手合办‘喜来登人才班’,在学习专业技能的同时,也要学习有关喜来登的酒店文化等。自2003年酒店正式开业起,那瑞帝就积极推广“点点滴滴为儿童”项目。截至2006年初,该项目已筹得善款20万元人民币,用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儿童接种疫苗项目。同时,他还带领酒店员工积极参与“海南省红十字会”开展的献血活动。此外,他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做好退伍军人、下岗工人和残疾人就业工作,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那瑞帝在担任三亚喜来登度假酒店总经理的时间里,一直起着外国社交圈与当地政府的桥梁作用,2005年6月29日,那瑞帝被意大利外交部任命为驻海南省联络领事,为在海南工作及旅游的意大利人提供协助,这也是对他在这方面工作所作出卓越贡献给予的高度认可。

  16.平松守彦(Morihiko Hiramatsu)

  ——“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人。候选理由:多次到中国各地传授日本“一村一品”先进经验,接收中国研修生到日本研修学习,并派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如今,由他倡导的“一村一品”项目已经在我国如火如荼开展,已经成为各地农民致富的重要项目。

  日本人,1924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日本大分县前知事。作为“一村一品运动”发起人,多次到中国各地传授经验,同时接收中国研修生到日本大分研修,并派专家来华进行技术指导。1983年,平松守彦首次应邀到上海访问并演讲。此后,上海的“一厂一品”、武汉的“一村一宝”等运动便相继开展起来。如今借鉴自日本的“一村一品”项目目前在我国如火如荼开展,已经成为各地农民致富的重要项目。陕西省自2002年以来积极发展“一村一品”以来,以大枣、板栗、核桃为主的干果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和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江西省“一村一品”专业村已经发展到2500多个,江西全省目前约有50%的农民受益“一村一品”。平松守彦在担任日本大分县知事期间,积极推动中日间高层互访,促使大分县(市、町)与中国9个省(市、县)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促使大分县7家企业在中国建立合资、独资公司,促进大分与上海直接通航。他的系列举动,对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7.丘成桐

  ——为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而奔波的数学家。候选理由:为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年轻人,为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在两岸三地创建了4个数学中心;不遗余力四处奔波,募集经费,而自己在三个中心任职,不收分文报酬,连来往的飞机票等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

  华裔数学家,1949年出生。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得者,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获得者,被认为是“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丘成桐对中国的数学事业一直非常关心。他在两岸三地创建了4个数学中心,目的就是为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年轻人,为使中国成为数学强国,他不遗余力四处奔波,募集经费,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中心募集资金逾亿元,为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募集到4000多万元。他还请来20多位世界著名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来晨兴和浙大中心从事研究、教学和学术交流工作。他创办了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让无数海内外数学家受益,他培养的50多位博士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国际上知名学者、我国科研院校的教学和研究的领军人物。在他的鼓励和影响下,一大批在海外的国际顶尖数学家回国工作和讲学,极大地繁荣了我国的数学研究事业。他担任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不收分文报酬,连来往的飞机票等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

  18.苏珊·萨布莉亚·坦芭肯(Susan Sabriya Tenberken)

  ——给藏区盲童带去光明的德国盲人专家。候选理由:2000年开始,自己也是盲人的她来到西藏,联合建立了盲人康复及职业培训中心,用自己设计的世界上唯一的藏语盲文开展培训教育,8年间先后对上百名盲童进行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汉、英三种语言的盲文基础教育,以及按摩、电脑、手工编织、做奶酪、美术等职业技能培训,为西藏盲人的教育和康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德国盲人专家,1970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德国“金鹿奖”“总统勋章”获得者。2岁时被诊断为色素性视网膜病变,导致双目完全失明。1997年来到西藏,发现这里的盲童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便萌生留在西藏为盲童创造受教育机会的想法。2000年她与西藏残联合作建立的盲人康复及职业培训中心正式运作。该中心相继开设了一所盲童预备培训中心、一家盲文书籍印刷厂、一个盲人自我综合中心和一座职业培训农场等。她自己设计世界上唯一的藏语盲文,并在实际的教学试点当中实施逐步完善。到目前为止先后有上百名盲童在这里接受了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汉、英三种语言的盲文基础教育,以及按摩、电脑、手工编织、做奶酪、美术等职业技能培训。孩子们在培训中心的生活非常快乐学习也很主动。一般经过两年的专门培训这些孩子都可以进入常规学校学习,一些盲童转入常规学校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我之所以为西藏的盲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盲人,我了解失明并非不可逾越的缺陷,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盲人找回自信,找回自己人生的价值。”几年来,苏珊为实施各项盲人康复领域的工作,积极努力开源节流总共投入资金达731多万元人民币。通过实施各项盲人康复领域的工作,包括盲人的日常生活技能、藏文盲文的开发、盲人基础教育的康复、盲人职业培训、盲人康复领域各种师资的培训等工作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下一步为西藏区盲人和底视力人群可持续性康复服务奠定了初步基础。为激发孩子们的潜能,2004年苏珊邀请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埃里克?威亨梅尔和他的登山团队来西藏指导盲童们向喜马拉雅山脉一座海拔7000余米的高峰发起挑战。经过精心准备,苏珊夫妇和6名盲童在埃里克的带领下成功攀登至海拔6500米的高度。自2000年与中国西藏自治区残联合作开展助盲项目以来,她为西藏盲人的教育和康复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威尔纳·格里希 (Werner Gerich )

  

  ——改革开放后我国聘请的第一位“洋厂长”。候选理由:在1984年至1986年,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被海外舆论称作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

  已故德国专家(1919-2003)。我国改革开放后聘请的第一个“洋厂长”。1984年8月,作为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在1984年11月至1986年,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他孜孜不倦,忘我贡献,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被海外舆论称作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他把武汉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虽年逾花甲,任职期间每天仍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规定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到车间和现场解决问题,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指挥;提出结构工资制,工资随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绩的变化而升降。即使回国休假期间,也不好好休息,自己驾车为武柴办事。格里希为中国企业改革和增进中德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曾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武汉市荣誉市民,在华永久居留资格,德国总统授予的“大十字勋章”。

20.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

  ——来自英国的“长城之友”。候选理由:独自一个人,历经78天,徒步行走约2500公里的长城路,成为了第一个走完长城的外国人。自1996年以来,参与长城研究与保护等志愿服务活动,每年组织到长城捡垃圾活动,为长城募集并摆放垃圾箱,雇用当地农民成立长城环保站,在长城所在地设立绿色环保标志。

  英国人,1957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国际长城之友协会会长。1996年到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社工作,主要担任特稿的修改和润色工作。两年中,他兢兢业业,从不迟到早退,为提高特稿社整体写作水平和稿件采用率做出了贡献。1997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重庆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的决议前,特稿社决定向香港(南华早报)提供一条介绍重庆的专稿。为赶时间,刚从英国探亲回来的威廉先生带病改稿,最后,这篇特稿成为特稿社打入这家媒体的代表作。从小就有长城情结,1987年,经过大量的准备之后,独自一个人,历经78天,从嘉峪关到山海关,徒步行走约2500公里的长城路,成为了第一个走完长城的外国人。自1996年以来积极参与长城研究与保护等志愿服务活动。1998年两次组织来自35个国家的200名志愿者参加清扫长城活动;2000年建立长城环保站,向长城管理机构捐赠垃圾箱及无纺布垃圾袋;2001年,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长城国际之友”协会,与北京文物局合作从事长城保护工作。到了2004年,该协会得到稳定的赞助,各个项目也顺利开展:他们每年会组织三到四次捡垃圾活动,为长城募集并摆放垃圾箱,雇用当地农民成立长城环保站,在长城所在地设立绿色环保标志。他的妻子、孩子以及50多名21岁至50岁的志愿者都是他的“铁杆会员”,中外一些公司也经常为协会的活动提供资助,为长城保护、研究、环境维护和法规宣传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为20年来一直投身于长城探险、研究和保护工作,他还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帝国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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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威廉姆·霍文克(Willem Houwink)

  ——将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候选理由:1983年,应邀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给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革命;将毕生全部经济学著作无偿捐献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斥资建设了霍文克金融模拟实验室,为学校90年代的金融和经济学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

  荷兰人,1920年出生。美国内华达大学资深经济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在二战期间,他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加入了荷兰地下党,后不幸被叛徒出卖给盖世太保,被希特勒以“不受薪宾客”(non-payment guest)的身份关押进集中营长达3年,于1945年4月重获自由。霍文克关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并积极致力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等问题。他的足迹遍及60多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1980年,他应中国政府之邀,随美国教育界16人代表团来到中国,着手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其间,与当时的中央领导邓小平、赵紫阳、李鹏和邓颖超等就中国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1983年,应邀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任该校经济学荣誉教授直至今日。1990年,他获得了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的荣誉证书。霍文克在对外经贸大学培养出了大批知名学者。他是将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给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革命。霍文克将毕生全部经济学著作无偿捐献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并斥资建设了霍文克金融模拟实验室,为学校90年代的金融和经济学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贡献。2003年,经校方的进一步建设,该实验室现在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此外,霍文克还先后资助了多名家庭贫困的学生赴美国读博深造,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近年来,虽然已近耄耋之年,但霍文克仍然活跃在三尺讲台之上,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幽默睿智的语言为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们带来精彩的讲座,使学生们受益匪浅。霍文克教授坦言,他非常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不仅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更因为中国人民的忠诚和中华民族的坚强。在中国,他重拾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爱,从集中营生活的阴影之中彻底走了出来。在中国,他结识了最好的朋友,并且深入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被誉为“不讲中文的中国通”。

22.威斯德 (Michael Hans Vester)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项目总协调人。候选理由:2005年初,作为西门子公司代表派驻唐山,频繁往返于中德两国之间,保证了项目顺利实施;经过3年的努力,使得国产化时速350公里车型进入了批量生产阶段,其国产化率超过70%。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正式投入运营,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

  德国人,1959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2005年初,威斯德作为西门子公司代表派驻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任时速300公里铁路动车组项目(简称CRH3)德方总负责人。CRH3动车组最高运行速度每小时350公里,属当今世界最先进动车组技术。项目庞大、技术标准高、引进周期短,项目启动初期面临诸多困难。凭借着精湛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威斯德在短时间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到唐山之初即着手策划组建了双方项目团队,形成了高效的会议制度,制定了完善的培训计划,积极向中方传授西门子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对唐车公司的工业化改造、采购、物流、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给予多方指导,积极协助90团组共519人次出国培训。他频繁往返于中德两国之间,克服时差及旅途的疲劳,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经常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工作。他的勤奋、严谨作风影响了项目组的中德全体成员,保证了CRH3项目顺利实施。CRH3项目开工生产以来,作为项目总协调人,威斯德经常深入到生产现场,了解生产进展,掌握生产动态,及时解决大量现场问题,有力推进了项目生产有序进行,大大提升了唐车公司的现代管理水平。结合唐车公司各方面实际情况,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提出创新性意见,并与德国总部及时协调和沟通,在技术方面给予中方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对CRH3项目的进展起到了十分关键作用。国产化时速350公里车型已经进入了批量生产阶段,国产化率超过70%。8月1日正式运营的京津城际铁路,成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速铁路。

23.沃尔纳·奥普兹(Werner Oppitz)

  ——“红色旅游”的倡导者。候选理由:多次应邀来华,不辞辛劳,对相关省市旅游资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根据他提出的方案,江西省率先开发出“红色旅游”项目。“红色旅游”如今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旅游休闲、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三者完美结合的品牌项目。

  奥地利人,1932年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曾任奥地利旅游业最发达的萨尔茨堡市旅游局长,奥地利国家旅游委员会成员,在区域旅游业发展、旅游营销方面有丰富的经验。1993年至今,他先后应邀为江西、北京、大连、武汉、海南、乌鲁木齐、内蒙古、桂林、甘肃等地旅游发展进行指导。1999年和2000年,奥普兹两度应邀来江西指导,在赣期间,不辞辛劳,对全省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为开发和推介江西旅游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江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编制、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产品的包装、市场促销、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实施方案和建议,许多建议和方案已被采纳并产生了显著效益。根据他提出的方案,江西省充分利用历史、政治教育这一优势,大力开发“红色旅游”项目,推出了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革命传统教育旅游线,红色旅游很快成为老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针对该省各自为政,一个景区一个模样,没有整体策划的概念,奥普兹指出,发展旅游必须有一个整体形象。结合专家对江西各大景点资源分布和特点的分类,2007年江西省对外界推出了革命传统教育旅游三条精品路线,并对它们重点扶持、提升品位,三条精品线已成为江西省旅游发展的龙头,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占全省旅游业的75%和80% 。奥普兹还指出,旅游无淡季,要保证旅游景区的稳定客流,如何吸引更多的回头客是一项重要课题,根据专家建议,继红色旅游项目的推出后,井冈漂流、攀岩、射击等参与性旅游项目为红色旅游赋予了新的内容,每年的回头客大幅增加。奥普兹还提出,人才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应该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人才培养的投入,建立和制定吸引和合理使用旅游人才的机制和优惠政策,吸引和培养负责任的旅游人才。“红色旅游”如今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中国国家旅游局提出了在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发展“红色旅游”的总体构想,即在全面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大力构建“红色旅游”体系,不断推出“红色旅游”精品和线路,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10大“红色旅游”基地、20个“红色旅游”名城、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10年后全国“红色旅游”区(点)的年接待人数达3亿人次、综合收入1000亿元。奥普兹功不可没。

  24.西特里维·德米特里(SITLIVYI?DMITRI?NIGIFOROVICH)

  ——浙江省首位外籍劳动模范。候选理由:从1992年起,先后20余次飞越欧亚大陆,奔波于中俄两国之间,搭建中俄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促进了10多个项目的成功合作。在自己生病、独子右腿骨折、妻子病逝期间,克服困难,坚持工作,被同事们称作来自国外的“拼命三郎”。

  俄罗斯人,1932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浙江省首位外籍劳动模范,永久性居留权获得者。西特里维是中俄两国化工领域合资规模最大的高新技术项目——浙江巨化巨圣公司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以及巨圣公司的副总经理兼总工,亲自主持了整个项目的基础设计工作,为生产准备和开工解决了诸多重要技术问题。1994年,俄罗斯经济困难,俄方已无力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这一年,以西特里维为首的33名俄方专家团,在中国从事该项目基础设计,克服了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项目的基础设计初稿。这项成果挽救了危难之中的3000t/a PTFE项目。为了减少引进设备、节省项目投资,西特里维支持并同意由俄方完成68台关键工艺非标设备的详细设计。在他的努力下,实现了该项目中的大型关键设备冰机的国产化制造,为企业节约投资约1800万元。另外,在他的配合下,还实现了20几台不同型号的膜式计量泵的国产化生产。在企业步入生产准备和试车阶段,他全然不顾自己已是年近70的老者,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坚持在第一线,处理一道道的技术难关。在试车接近尾声时,因为紧张和劳累,西特里维病倒了。值得一提的是,西特里维在华期间,还曾多次帮助中国厂家、研究院所在俄罗斯寻找合作伙伴,把中国设备制造厂家推荐给俄罗斯用户。如帮助中国船舶总公司富阳声学所同俄海洋物理仪表所取得联系,并就有关声学天线技术进行了谈判。3000吨PTEE项目试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作为技术领导和试车指挥,西特里维先生同中方领导和技术人员通力合作,废寝忘食,毫无怨言地工作。他身体力行,上几十米高的装置上检查阀门和工作状况,对各种问题都亲自分析、计算,提出解决办法,编写复杂的非正常操作方法。专家朴实、吃苦耐有的精神,为全体员工作出了榜样,被同事们称作来自国外的“拼命三郎”。1998年,他的独子右腿骨折,他都没有抽时间回国看看。2002年,自己因病到杭州做手术治疗,恰逢董事会召开会议确定合资企业重要事项,他要求马上拆线出院,第二天准时出现在会场。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因病在巨化去世,在他夫人临终前,他曾经因心绪繁乱而撕毁了计算初稿,但两天后他又顽强地重新计算,如期拿出结果。从1992年起,他先后20余次飞越欧亚大陆,奔波于中俄两国之间,搭建省内外厂家及科研单位在俄罗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中俄双方已在中国浙江巨化中俄技术合作园进行了10多个项目的成功合作。


25.杨振宁

  

  ——新中国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候选理由:1971年在中美关系尚未解冻时期,冒着风险回国访问,在他的带动下,一批美籍华人学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许多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愿意同中国亲近,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22出生。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1971年在中美关系尚未解冻时期,杨振宁作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冒着风险在中国访问1个月,回到美国后,在美国好几个城市举行演讲,向那些对中国感兴趣而又没有渠道获得真实信息的美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形。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科学家,因为受他的影响,开始对中国持友好态度,并愿意同中国亲近。一些美籍华人学者包括李政道、陈省身等在内,纷纷回国探访,为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献计献策。杨振宁的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成了早期中美之间发展联系的一种催化剂,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赞赏。1977年,杨振宁被推选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同年,他以该协会负责人的身份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全美华人促进美中邦交正常化委员会”,在《纽约时报》上整版刊登“致美国卡特总统公开信”及其他文章,敦促两国建交,为促进中美建交做出了贡献。从70年代开始,与中国的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开展学术合作,引导出美国石溪分校和中国几个大学的学术合作交流合作。1981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分校设立了CEEC奖金,从美国和香港募集资金,专门支持中国各大学、各研究所人员到石溪做访问学者,到90年代初,共有80余名中国学者得到此奖金支持成功赴美,其中绝大部分按时回国到原单位服务。1983年,杨振宁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在教育经费很不富裕的年代,向香港及海外募集基金,为中山大学开展中外合作交流雪中送炭。基金会从成立到2007年结束的24年中,资助金额累计达2000多万元港币,资助基础研究项目数百个,使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同时还为中山大学建成一座研究大楼。自1986年开始,杨振宁应美籍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之邀,在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研究室从组织工作、专家延聘到学术活动、研究方向、具体课题,他都亲自过问,倾注了大量心血。90年代他推动成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为清华大学引进了计算机诺贝尔奖“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等一批顶尖学者。并先后在香港、美国设立了两个基金会,迄今已经为清华大学筹集了1500万美金办学资金。

26.姚期智

  ——中国计算机界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海外专家。候选理由:2004年毅然决定辞掉美国普林斯顿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回到中国定居和工作,受聘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为中国和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

  美籍华人计算机专家,1946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计算机领域最高奖“图灵奖”获得者。2003年8月起,姚期智被清华大学聘为讲席教授,担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讲席教授组(理论计算机科学)首席教授。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多次来到中国,来到清华大学,举办学术讲座,指导研究生(共指导10名研究生和3名本科生的研究工作),并且为中国和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献计献策。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和“科教兴国”政策的感召下,在杨振宁教授回国定居并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荣誉主任的感染下,2004年6月,姚期智毅然决定辞掉美国普林斯顿终身教职,卖掉美国的房子,回到中国定居和工作。2004年9月起,姚期智正式受聘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原来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讲席教授组首席教授的职责也继续履行。姚期智正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以后,为中国和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他继续进行着“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在感觉国内计算机科学本科教育水平与国外一流大学的教学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之后,萌生精英教育“从本科开始”的想法,一年半之后,发起了“软件科学实验班”,专门培养计算机科学领域一流的本科生,为清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本科生打造一个世界知名品牌。他担任清华信息科学技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该实验室的学科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他首先注意到了山东大学王小云教授在破解计算机安全密码方面的使世界震惊的研究成果,并协助清华大学把王小云教授引进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工作。他协助邀请了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1994年Rolf Nevanlinna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Avi Wigderson教授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举办的“杨振宁讲坛”上演讲。他还协助邀请了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沈向洋、高级研究员郭百宁等著名计算机图形学专家在清华大学开设了“高级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生课程,受到清华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姚期智教授回国任教,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教师节期间亲赴姚期智在清华大学的寓所探望并与他亲切交谈,向他征询关于中国如何发展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建议。

27.原正市(HARA SHOICH)

  ——外国专家楷模。候选理由:为传授推广水稻旱育稀植技术,坚持不懈20年,访华63次,跨经30个省市自治区巡回指导,累计在华工作1800多天;引发了中国水稻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鼎盛时期,全国每年有2亿多亩水稻因此受惠。

  已故日本水稻专家(1917—2002)。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国农业奖章、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得者,黑龙江荣誉公民。1982年起赴中国黑龙江海伦传授水稻旱育稀植技术,开头几年,往返机票和其他的一切费用均由他自己或依靠他的兄弟解决,当时的卫生条件差,来中国的第一年,他28天每能洗上一次澡,连续拉肚子3个月,但是仍然顽强坚守了6个月,直到水稻丰收获得成功。此后为了将这项技术推广到中国大江南北,他坚持不懈20年,跨经30个省市自治区巡回指导,共访华63次。每次来到中国,一下飞机,就奔赴田间,累计在华工作1800多天。这项具有省种、省肥、省水、省工、增产的栽培技术,比常规种植平均每亩要增产10%以上,被农业专家誉为水稻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经过他和中国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得到了推广应用。到1998年,中国的水稻旱育稀植面积达到了2多亿亩,仅上个世纪90年代,旱育稀植栽培技术就为我国累计创造了2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生老病死,不可抗拒。人死了,就像一股烟,随风飘散了,如果大家吸收了我的技术,技术仍能发挥作用,那就像我仍然有用一样,我将不胜荣幸和欣慰。”原正市于2002年去世,我国政府为他塑造了两尊半身铜像,一尊安置于北海道原正市故乡,另一尊安置于湖南省长沙市中日友好公园内,以纪念他对中国人民的丰功伟绩。

  28.远山正瑛(TOYAMA SEIEI)

  ——“治沙愚公”。候选理由:将自己退休后的余生无私奉献给中国的治沙事业;在内蒙古恩格贝治沙的14年中,每年工作八九个月,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他号召日本国民每周省下一顿午餐钱,来支援沙漠绿化。在他的感召下,共有包括他的子女在内的1万多名日本友人来恩格贝参加绿化沙漠运动。

  已故日本治沙专家(1907—2004)。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内蒙古自治区“荣誉公民”,联合国“人类贡献奖”获得者,被称为来自日本的“治沙愚公”。1972年退休后,他开始进行中国的沙漠绿化研究。1980年他到中国访问,后与中国科学院搞起合作计划,回国后成立了日本沙漠绿化实践协会并任会长,开始向中国派遣中国沙漠开发日本协力队。远山每年要在恩格贝工作八九个月,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一直坚持14年,将自己退休后的余生无私奉献给中国的治沙事业。在最艰难的岁月里,远山在日本全国巡讲,号召“每人每周省下一顿饭”,支援恩格贝。讲到激动处,常振臂高呼:“请相信恩格贝一定会变成绿洲,不然我就从日本最高的楼上跳下去!”凭着满腔热诚和自身的威望,远山号召日本国民每周省下一顿午餐钱,来中国植树。在他的感召下,他的儿子远山正雄和女儿远山英子也多次来恩格贝参加绿洲运动,为恩格贝植树治沙流了汗,出了力。他的助手安田变卖家族公司的财产来了,志愿者齐藤智子辞去丰田公司的工作来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友人也加入了绿化中国沙漠的行列。迄今已有10000多日本友人来恩格贝搞绿化,经过中日两国志愿者的不懈努力,恩格贝地区30万亩流动沙丘披上绿装。根据他“死后一定要葬在中国”的遗愿,2004年,97岁高龄的他逝世一周后,骨灰就被不远万里带到了内蒙古恩格贝。

29.约翰·桑顿(John LThornton)

  ——1美元年薪的客座教授。候选理由:5年前,辞去高盛总裁职务,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客座教授,来发现并培养世界新经济体制下中国未来的行业领导者,由他主持的“全球领导力”课程目前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课程之一。

  美国人,1954年出生。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高盛银行全球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5年前在为高盛服务了整整23年的桑顿辞去总裁职务,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到清华大学当一名年薪1美元的客座教授,令世界金融界大为震动。在清华,他主要负责“全球领导力”课程,旨在发现并培养世界新经济体制下中国未来的行业领导者。每学期他都会对学生认真筛选并逐一面试。这些学生都是从最优秀的本硕博学生、政府官员(MPA)和中国新兴的商业精英(MBA/EMBA)挑选出来。这是一门开放的课程,桑顿不仅自己授课,还邀请很多国际企业负责人和政府领袖现身清华大学做讲座,包括诺基亚首席执行官奥里拉、英国BP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等重量级人物。从2003年至今,由他主持的“全球领导力”课程共举办了60余讲,该课程目前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最受欢迎和最有影响力的课程之一。桑顿与中国接触已长达十几年。1993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内地工作了约一年时间。1996年,他被任命为高盛公司亚太区主席,成为高盛亚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后,他参与了中国电信、中石油、中国银行(香港)等老牌国企的结构重组和海外上市承销业务。这些业务帮助桑顿深入了解当时由朱镕基总理领导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和国企改革面临的重重挑战,也激励他将帮助中国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作为自己未来的目标。1999年朱镕基再次与桑顿会面,邀请他参与起草一份关于清华大学在高级管理人才方面如何发挥作用的建议。2000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成立,桑顿是最早的顾问委员之一。桑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位担任国内大学客座教授的西方资深投资银行家,也是在国内大型企业中担任董事会成员的第一个西方人,包括中国网通和中国工商银行。而今中国网通已成为国企中了解西方公司治理标准并将其与中国特有国情有效结合的前驱者。为了让美国高层人士更真切地了解中国,搭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桑顿教授担任了首期《财经》英文版2008年刊的联合主编。他本人也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专业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关于中国民主与领导力的文章,让美国民众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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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9 9:31:00   IP: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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