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藏北极其残酷，藏北的真实令人感动。 十二年了，我一直在真实的藏北和藏北的真实中感动残酷。

　　(一) 第一次走进真实的藏北，是1994年那个多风多雪的季节。 那时，我正努力实现从一名地方大学生到一名边防军人的转变。在西藏军区教导大队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岗前军训后，我选择了那个俗称“黑河”(那曲)的地方。我的选择仅仅因为喜欢“黑河”这个俗名，不料却引来教官过于怪异的眼神。 离开拉萨到黑河那天是12月2日，司机小刘开着一辆半成新的北京吉普来接我。刚一上车，小刘递给两支“红景天”口服液要我喝下，并提醒一定把皮大衣穿上。车出拉萨一路向北行进，我的兴奋随着公路两旁积雪的越发加厚而渐次减退，极力想从小刘口中知道一些那曲及部队的情况，但他显然担心着什么，只是轻描淡写地敷衍着我的问话。过了羊八井，道路的坡度明显陡峭许多，寒风呼啸着卷起层层雪花漫天飞舞，车窗阵阵作响，搅动我内心五味杂陈。 山越来越高，风越刮越猛，车窗外除了白色还是白色，偶尔见雪海深处有二三头黑色的牦牛无助地张望，像是祈求善良的人们给予一些充饥的草料。那一刻，我似乎读懂了教官的怪异眼神所蕴含的一切含义。或许是我的恐怕明显地写在脸上，小刘突然热情许多，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发生在藏北官兵生活里令人忍俊不禁的点滴，我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车到当雄，我开始出现胸闷气促，感觉头要炸开了一样，整个胃里翻江倒海，那症状比刚进藏时要剧烈千万倍。小刘停了车，从后车箱里拿出氧气帮我吸上，还特意去四川人开的饭馆里要了碗酸菜汤让我喝下暖身子。我吸着氧昏昏沉沉的躺在座椅靠背上，不知不觉睡着了。 晚上九点多，小刘叫醒我。寒风依然刮得很猛，雪下得更大了。我看见两名哨兵很严实地包裹着自己，紧握钢枪挺立在积满厚雪的岗台上，双眼刚劲有神。营门一侧“那曲军分区”五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告诉我，这将是我工作的单位。刚一下车，几位首长便迎了过来，原分区陆广荣政委一边帮我掸去身上的雪花，一边对身旁几位首长说：“这小子，显得很精干。”那一刻，我的眼泪特别不争气。 后来我才知道，几位首长在风雪之中足足等候了两个小时。

　　(二) 零距离触摸藏北的真实，是1997年那个恐怖的冬季。 那年进入10月以来，洁白的雪花在藏北高原狂泻不止，泛滥成一场黑色的灾难，其状惨不忍睹：牛马大畜四散奔逃，懦弱的羊群围着帐篷等死，饥饿使它们一反天性，啃吃着同类的内脏和尸体；平时翱翔的鸟儿找不到可以落脚的一个黑点，急于逃出雪海的野生动物奔向青藏公路的黑色路面，渴望人类或许会救救它们；许多牧民家庭断柴少炊，缺粮少吃，生命受到极度威胁……。 这个时候，军人一定最先奔赴第一线，哪里需要就走向哪里。一天夜里，我们刚从安多县嘎多乡帮助牧民转移牲畜回到营里，上嘴的米饭尚未嚼碎又被紧急召集，说是运往聂荣县灾区的救灾物资车辆在海拔5200多米的牛头山上受阻，需要前去铲雪开道。我们连夜出发，第二天早晨才到达牛头山，山上狂风大作，飞雪弥漫，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使人浑身直哆嗦，一些官兵被多次刮倒在雪坡下，爬起来继续铲雪开道。午后时分，由于严重缺氧和劳累，好几名战友晕倒了，文书彭兴明第四次晕倒后被强行送回分区门诊所抢救，因为冻伤他永久失去了左手小指。 那个冬天，我所在连队的一位副班长李雷，艰难地把德吉老人从藏琼玛的雪海里背出后，自己再也没能站立起来。这位坚强的战士离开时，年仅18岁又21天。

　　(三) 真正感动藏北的真实，是军分区院内两棵红柳第一次吐绿抽芽的时刻。 西方一位著名生物学家曾断言，那曲种树不活!傻傻的藏北军人偏偏就不信这邪!2000年8月，部队从内蒙购来100株抗寒耐冻的红柳树苗，官兵们挥镐抡锹，从几十里远的地方拉来细土和牛羊粪料，象侍弄刚出生的婴儿一般把树苗小心翼翼栽种下。为了保温，战友们找来废旧的大铁皮桶精心加工，为幼小的树苗搭建了“房屋”。我们每天为树苗浇水，有时会在树旁静静地呆上一两个小时，祈祷这些“婴儿”能顽强地熬过漫长的冬季。可是，那些幼小的树苗还是在寒冷的残酷中过早地夭折了。 翌年开春，为了不影响营区环境，我们不得不拆掉精心搭建的“房屋”，却意外发现两株小树苗开始抽芽发绿。整个藏北军营倾刻间沸腾了，官兵们像是第一次发现新大陆那样兴奋。他们久久地驻足观看，我知道，他们观看的不是树，而是绿色以外的东西。那天，分区司令员、政委也来了，在首长俯身触摸小树苗的瞬间，我分明看见其眼角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 随后的日子里，上级军区好几位将军来过分区，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嗜好”：一定要与两棵至今尚未人高的小树合影留恋。

　　(四)：作为补记 当你初次来到羌塘时， 寒冷会使你寂寞惆怅， 如果你真正投入她的怀抱， 她会变成你温暖的家。 ——摘自一首藏北民歌 有一组数据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生物学家认为：海拔高度5000米为人类居住的最高极限。而藏北那曲，这片位于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脉腹地的高寒土地，平均海拔近4600米，我们一些边防部队的海拔已超过5000米。 医学上还有另一种说法：通过对人在高原的心脏承受能力的测试表明，人类在海拔超过4500米的地方，即便是躺在床上睡觉，心脏负荷也相当于在内地负重40斤的物体走路。我们分区门诊所每年都要对官兵的身体状况进行体检，统计表明：凡在那曲呆2年以上的官兵，100%有高原性疾病；超过5年者，会不同程度出现心脏增大、肺部扩张、脾肾异常等器质性病变。 ………… 其实，藏北人几乎年年都在经历着大自然带来的苦难，并在苦难的抗争中显示他们的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 同样地，藏北军人在悲壮的苦难中，一直顽强地战斗着，默默地奉献着，在自然的高度里成就生命的高度。 藏北军人的情感 去年在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培训期间，一位北京军区的战友问我：“你们藏北军人，最怕什么？”作为群体里的一分子，还真的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是啊，我们这群生活和战斗在平均海拔4530米，最低气温零下四十二度，氧含量仅及海平面48%的风雪高原的军人们，誓将奉献和牺牲作为价值的终极标准，还能怕什么呢？ 我想到了雪崩,泥石流,狂啸的风,彻骨的冷,使命承诺,都被一一地排除了。究竟怕什么呢？我没能回答上来。培训结束回到藏北，身边的战友道出了心中的最怕——就一个字：情！ 我们害怕沉甸甸的亲情！ 中国人，对“根”的含义有与生俱来的理解能力，对故乡那片土地的思念，是永远也无法割舍的固定情结。生活在藏北高原的血性的我们，会在不经意间把“背井离乡”的滋味爬满倔强的额头，在平时的谈话中，一直警惕地回避“爸爸”、“妈妈”或父亲、母亲的词汇。我们惧怕黑夜，甚至开始对黑色产生恐惧，怕在黑夜里，梦见妈妈鬓角日渐走白的发丝和父亲前额厚重的纹理，怕瞳孔深处，会映现故乡小屋那盏黑夜里跳动的灰暗的灯。 战友们说，对使命的承诺和担负，不得不放弃为爸爸妈妈捏脚捶背的天伦之乐，每当在风雪之中演练反恐维稳、快速作战的实战技能时，方可释放固执心中的那份歉疚的感情。 我们还怕浪漫的爱情！ 已婚的藏北军人，既想且怕与心爱的妻子通电话，怕妻子会在无意间很温柔地问：“你什么时候休假回来呀？孩子特别想你！”在这个时候，妻子成了语言艺术的大师，可以温柔地摧毁自诩刚强的心。我们这群藏北军人——在训练场上声震如天的藏北军人——在使命面前永不言败的藏北军人——敢对珠穆朗玛不屑一顾的藏北军人，居然连回答的勇气也没有。我们知道，欠妻子的太多了，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也许这组数字，可以称量我们对心爱的妻子歉疚的重量：一年回家一次， 80天；一位结婚8年的战友，与妻子相处的时日仅有602天。如是情形，我们有勇气回答美丽的妻子温柔的问话吗？ 未婚的藏北军人，也许更糟。他们从老同志哪儿得知，结婚并不是一件让人兴奋得失眠的事。所以，开始在原本就孤寂的环境里，努力让热情的心不要跳动。他们谈论着女人，却又要逃避着女人，怕无法背起“爱情”的重量！ 在惧怕“情”的日子里，我们用信念支撑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