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摘自《检察日报》 作者：李明耀
这篇小文，我已写了４０多年了。
是写在心里的。
我愧欠母亲的太多，大都是儿时的，也大都忘记了，唯有一件事，至今仍刻骨铭心。
我７岁的那年，饥饿的６０年代的一天。
我的老家在安徽六安的一个小乡村。村子虽小，公共食堂却很大。那时兴办公共大食堂，家家砸锅卖铁，户户断粮绝炊。公共食堂给每人每天的定量是４两粮，一日三餐稀饭，每人一大海碗，几粒米的稀汤照得见人影儿。
我的母亲是从小城里下嫁来的，年轻时很漂亮。父亲那时在公社里做杂事。这样，村里的农活就全由母亲一个人干。那一年的６月份，正是插秧季节，母亲的右腿长了个大疮，流着脓血，不能沾水。拔秧苗时，她就把家里的脚盆放到田里，人坐在秧马上，右腿放在脚盆里，眼里流着泪，腿上流着脓，一寸一寸地前移。为的就是挣８个工分，养活我们哥儿俩。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我和我哥饿得头昏眼花，路都走不稳了，两个人像狼似的到处寻找食物。走着走着，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大片翠绿，翠绿中有着星星般的东西摇曳着。豌豆地？豌豆地！好大的一片豌豆地，好多好多的豌豆啊！
我一下子拉紧了我哥的手，朝豌豆地里奔去，一头扎了进去。
豌豆刚刚饱浆，甜甜的、脆脆的。我俩拼命地摘着，往嘴里塞着，顾不上壳子呀叶子呀什么的。那个过瘾劲儿呀，开心劲儿呀，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母亲也不存在了，就我们哥儿俩和我们的肚子。
终于，我们觉得肚子撑了，拍拍圆圆的肚皮，笑着走出了豌豆地。
一切的一切，就在此时发生了，由此也导致了我一生中最愧欠母亲的一件事。
当我和我哥牵着手跨上田埂时，生产队长立在我们的面前，接着把我们押到了生产队的稻场上。
那时正是中午开饭时间。母亲侧坐在稻场的一角，右腿还流着脓血。她脸色铁青，因为愤怒，那张还算漂亮的脸变得有些狰狞，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我被吓哭了。我哥耷拉着脑袋站在母亲的面前，眼泪掉下来了。
母亲侧坐在那儿，面前摆着三碗稀饭。我知道，那是我们一家今天的中午饭。
“他们两个偷吃了队里的豌豆，看在你是我嫂子的分上，就不罚你了，但你今天的８分工全扣了。”生产队长是我父亲的表弟，他说完这句话，愤愤地走了。
母亲仍侧坐在那儿。突然，她挣扎着站了起来，冲到我们的面前，“啪、啪”，甩出了两个耳光，一个打在我哥的右脸上，另一个打在了我的左脸上。随即又侧坐在地上，狠狠地说：这顿饭，你们俩别想吃了，全是我的！说完，一口气喝下了三大碗稀饭。然后，艰难地站起身来，拎起秧马和脚盆，一步一拐地向秧苗田方向走去。
那一记耳光好疼，火辣辣的，打得我满眼直冒金星。至今摸起来，隐约还有疼痛的感觉。
母亲的大火气，缘于那８个工分，当时也就值两毛多钱。但那可是母亲用血泪换来的，是用来养活我们哥儿俩的啊！对母亲来说，它犹如生命般的珍贵！却让我们一时的贪吃给毁了！
当然，那时我还小，想不到这些，只是觉得母亲怪可怜的。只觉得是我错了，太不该了。
我和我哥呆呆地站在那儿。后来，我俩双双地跪在了母亲当时侧坐的对面。再后来，又转向了母亲走向秧田的方向。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母亲回来了，扔掉手中的秧马和脚盆，一下子跪了下来，猛地把我和我哥搂在怀里，号啕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心裂肺撼天动地。
多年以来，我一直深记着母亲的那一记耳光。许多年以后，每当我和我哥回忆起母亲的那一记耳光时，总不免潸然泪下。面对母亲的遗像，我俩默默地祈祷母亲的在天之灵，原谅孩儿的不孝吧。
也许真有在天之灵吧。
就在母亲去世６年后的一个深夜，母亲走进了我的梦境，她说，耀儿，我的房子漏雨了，地上都是水，床也被淋湿了，我正端着脸盆接雨……
我被惊醒了，随即给我哥写了封信，让他到母亲的坟上去看看，是不是坟头裂开了，漏雨了。
十几天后，哥哥的信到了，信是这样写的：母亲真的显灵了呢，母亲的坟上确实裂了个大口子，那几天也确实下了一场大雨——我已经把那个口子堵严实了，又挖了很多草栽了上去……
我欣慰了。即使是在天之灵，母亲也是会想到我的，爱着我的。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阴阳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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