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尔街日报》：“我也为北京奥运狂”

倍可亲(backchina.com)美国《华尔街日报》１０月１３日文章：我也为北京奥运狂

作者　［美］Ａｌａｎ　Ｐａｕｌ

去年夏天某日，我和中文老师在北京一条素来安静的小道上漫步，当时那里的人行道正在翻修，墙砖也在重砌，我们不得不挤过一条狭窄的通道，才能走进路边的商店。我们问一位正在休息的工人师傅怎么回事，他“咕咚咕咚”地喝了些水后说：“为了奥运会。”

现在的北京似乎就是笼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倒计时钟一刻不停地数着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多少天，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被搅动起来：多数古迹都“裹着”脚手架在进行维护，旧路在修、新路在建，奥林匹克运动场馆的建设更是热火朝天。越来越多奥运装饰物出现在全城各处，上面大多附有北京奥运会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奥运会多少产生了怀疑，或许是天性使然吧，对于灌输的东西我总是有点抵触。不过，我也不是顽固不化，最近我就发现自己的怀疑已朝向兴奋转变了，这也让我和亿万中国人以及很多老外一样，热切期待奥运的到来。

改变要从我参加“在华外国人奥运火炬手”（Ｅｘｐａｔｓ　ｆｏｒ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Ｔｏｒｃｈｂｅａｒｅｒｓ）选拔说起。这项网络选拔活动的目的是从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中，选出８位火炬手参加奥运火炬接力。我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参加的，不过我还花了很多时间来阅读其他人的参选宣言，并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盛会有了深入思考。

在“十一”假期里我在上海看了几场高级别的体育比赛。我曾观摩过不计其数的职业联赛以及大学生比赛，但这次的女足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才让我第一次体会到在国际赛事上摇旗呐喊是何等痛快。

那是美国女足和挪威女足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在满是观众的体育场里，我们落座的“美国区”就像一个孤岛，被支持挪威队的海洋包围。周遭的“反美情绪”让我多少有点沮丧，不过这也给我回报了更多快乐：我们摇旗、跺脚、高喊“美国、美国”直到喊破喉咙，结果美国队４∶１完胜挪威队。不难想像，一年后的北京也会上演相似的一幕，能观看金牌之争该是多么兴奋。

两天后，我们参加了特奥会的开幕式。我喜欢开幕式的表演，其规模之宏大出乎我的意料。很明显，中国似乎是在为明年的奥运会进行彩排。如果说世界杯凸现出了人们在国际比赛时的“民族情结”，那么特奥会强调的却是各国人民间的友谊，这一点从体育馆座无虚席的场景中就能感受得到。整个上海市都融入了这场盛会，敦促市民欢迎访客的标语随处可见，出租司机也都换上了为特奥会特制的Ｔ恤衫。

我回到北京，有了对奥运会以及火炬手选拔活动的更多热忱。这项活动打开了一扇窗，通过它，人们能了解在华生活的外国人，可以体会到共存于天性当中的东西。

有的老外精雕细琢地写出了富有思想的长篇参选美文；有的根本就是刻意迎合，全文皆是“我热爱与中国和中国人有关的一切一切”。有一位名为Ｋｏｏｋ的俄罗斯美女，仅仅写下了“嗨，你们好！”，显然她认为如花美貌就是她拉票的制胜法宝。迄今为止，她得到的所有投票后几乎都带着评论，要求私下和她通信。

我则处在中间地带。由于不清楚活动持续时间有多长（现在知道是到１０月１４日），而且因为考虑参加与否已花费了几个星期，我匆匆地写了几段话放了上去。朋友们很快就指出我的参选感言不够有说服力，其中一人写道：“你应该更多地说你多么热爱中国，弄些你的专栏文章节选吧。”

还有一人建议我贴上我和孩子们的照片。这可能是对的，显然我这位朋友就很吃这套——可就算我事先想过，我也会认为这种方法太过肤浅。还有人问：“你怎么连１０００张选票都没捞到？你认识的人至少都有３个邮箱啊，每个都拿来投一票啊。”

事实上，每一个ＩＰ地址只能投一票，尽管有人说可以做手脚（我承认我试过，但是未遂）。到今天为止，美国人珍妮·鲍恩赢得了最多的选票，比第二名超出了５０％，她创立的半边天基金会（Ｈａｌｆ　ｔｈｅ　Ｓｋ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致力于改善中国孤儿的生活状况，而且她还在参选宣言中表示要和接受救助的孩子们一起跑完接力。鲍恩受人喜爱的原因一目了然。

我的朋友、邻居委内瑞拉人迪尔德·史密斯的票数也位居前列。她是个乳腺癌患者，她在参选宣言中呼吁所有妇女都在３４岁左右（史密斯发现患病的年龄）进行乳腺Ｘ光检查。她说想告诉所有女士：“世界是如此美好，有待你们的发掘，而且我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如果你打倒不了她，那就加入她的阵营——我正在为迪尔德拉票。

至于我嘛，我比第一名差１．２万张票，比第八名少４０００张票。没关系。让我安心的是，我每一张选票都来得清清白白；让我高兴的是，这场活动使我坚定地投身到了北京奥运筹备的洪流之中。这些日子我在北京过得实在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