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提供坐骑每周一换，主要是为了保护马匹。我领到了一匹花马。这里的马身材矮小，身短，头大毛密，蹄子圆又小，非常适合多石山地。他们非常注意拉紧后肚带，甚至前后并在一起拉到后头。其实是应当有鞍革酋攀胸的，上下山时不使马鞍前后移动。

    我去的那户人家在大山谷中的一小块平地上，其实是一条季节河床内转的高坡。户主因病外出治疗，在我住了两个多月期间从没回来过。一座不算好的旧毡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两垛被褥，一位带着五个孩子的慈祥和蔼老实巴交的勤劳女主人和她外面的三百多只以山羊为主的集体羊群，还有一匹同样老实巴交的枣红马。生活简单，枯燥，自得其乐与世无争，优哉游哉。你说它是十三世纪，十九世纪或者随便什么年代的生活都好像能说得过去。这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生产队干部偶尔光顾，几乎没有外人到此。大概我算是若干年以来从最远的地方来的最大的人物了。

    乌拉特部落属于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儿第十五世孙布尔海之后裔和属民。于清初1649年封功，从呼伦贝尔迁徙到现乌拉特地区。其实乌拉特是蒙古一部落名，并非地名。“乌日”“乌仁”是“巧”之意，“特”或“德”是指多数“众”之意，乌拉特就是“众多能工巧匠”的比较接近的汉文音译。有些学者解释为“瓦剌”或“斡剌”之音转变，实在牵强附会没有根据。

    乌拉特部到来之前这个地区历史也很久远，可追溯到石器时代。一直是北方民族游牧活动的地区。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后进攻金朝时越过金边墙，穿过乌不浪口等山隘要口而南下时在现乌拉特中旗有了博尔忽热（巴音哈太境内）浩特忽热（新忽热境内）等人口密集的小城镇。

    由于乌拉特部祖先为台吉贵族，故姓“孛尔只斤”氏。如果从呼伦贝尔科布多查汗移居于此算乌拉特已建旗397年了。尽管近四个世纪了，但是在语言上仍然留存巴尔虎—————科尔沁语的痕迹。例如：有些尾音d和s的变换就是一例。

    “过节问候礼节最为复杂……第一句问话就不是大家所知道的‘塞白努’了，而是‘塔阿木儿罕’或‘阿木尔罕’了，意思是‘您安好’。同时在请安时不能直立在那里而必须伸出两手手心向上，好似接什么东西，腰必须弯下来腿必须一前一后，左腿在前右腿在后，右腿膝盖接近地面，就是说单腿下跪，目视前方面带笑容……”（引自吉仁太“浅谈蒙古民族的问候礼节”一文）。这种问候语和形式呼伦贝尔巴尔虎人至今还保留在日常生活中，而乌拉特人珍存在年节期间罢了。

    平日里问候中最短缺不了的是“雨水好吗”、“水草好吗”等，大概是由于常年生活在十年九旱的特定环境而久而久之形成的一种特有的问候方式罢。

    我管辖的小组共有五户人家，每日或隔日集中在一起听我宣讲“防修反修二十条”。这个文件当时作为工作队内部文件，还属对社会保密范畴。只能宣讲不能照本宣读，而且绝对不得遗失，下来时领导再三叮咛必须随身携带。所以我们都不敢放到背包挎包里，以防万一摔下马而丢失，只好用布包袱系在腰间。好在我当时穿的是蒙古袍权当腰带了。因为牧民们没有文化孤陋寡闻，非常愿意每天来听我这个外面大地方来的小伙子给他们说天道地。面对这些朴实善良近乎愚昧的牧民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赫鲁晓夫，讲陶力亚蒂，讲泽登巴尔，讲铁托集团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中好多人连离他们几十里地的旗所在地都没有去过，连内蒙古首府在哪儿，中国首都叫什么都说不清。新中国成立十五年了，这个地方和平解放也有十二三年了吧，由于交通不便，地处边远的大山深处，也确实难为他们了。当然不能和他们祖先居住过的呼伦贝尔相提并论了。因为那里于1890年就通了火车。我就尽我的所有智慧和口才变着法儿地给他们讲，每天讲。没想到他们的求知欲望，对文化和外界的向往，对文明发达的期盼是那么强烈。每日争先恐后，生怕迟到，聚精会神的那副模样就像天真无邪的孩子。

    二十年后，我曾参加了巴盟盟委组织的一个防腐败反腐败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也到了乌拉特草原深处。这时的牧民有了风力发电机，有了电视，甚至骑着摩托车，怀揣移动电话。当好不容易召集在一起开会宣讲防腐反腐宣传提纲时有牧民直接用汉语对我说：“甚叫腐败？咱们不机秘（清楚），你们那儿腐败了我们才听说，这才是大人害病给娃娃吃药了。”

    社会变化好快呀，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有一天我接到工作团通知叫我到查苏太报到。我到生产队把坐骑留下坐了辆马车赶到查苏太边防检查站。这里只有两排抹了白灰的土房。在先我到达的另一工作组的赛×（后为内蒙古日报高级记者）处才了解到抽调我们俩是要筹备批斗反动牧主宁格日布的大会。批斗大会由乌兰、巴音、桑根达来三个工作团联办。而我俩的任务是画画，做展板。纸搞到了，但没有毛笔画笔。我们只好找了张山羊皮剪一些毛挑选整理绑在竹筷子上自制了几个毛笔。因为时间紧迫白天晚上都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公社把那个反动牧主提前押送来交给我们看管。还发了一杆从公社人武部库房里拿来的涂满黄油的日本造三八大盖儿。从那时起我俩轮流抱着那支没有子弹的黑糊糊的破枪日夜看守那个瘦小猥琐毫无反抗意识和能力的反动牧主。

    批斗大会开始后我们的画展受到了极大赞赏。大会两天期间气氛有点像那达慕，小地方突然聚集了二三百人，马桩上拴了几十匹马，马鞍卸下来摆了一大片，伙房忙着杀羊造饭……批判会上有人慷慨激昂地念着事先准备好并经过审查的讲稿，下面有时呼上几声强烈的口号，声音通过功率不大的喇叭传向旷野……晚上请来放映队放了部“金沙江畔”。由于牧民几乎不懂汉语，电影也很少看，于是工作团斯×（后为阿盟宣传部部长、工会主席）现场配音解说，牧民们津津乐道，我们却笑得前仰后翻……

    十年后（1974年），在海流图那达慕上我去找到巴音敖包队的人了，他们都老了，但还记得我这个当年骑着花马穿着蓝色蒙古袍跑遍山山沟沟的小伙子。见到他们乐观依旧，朴实依旧，使我想起当年每到一家受到热情款待，然后按上级规定留下二两粮票一角钱的情景。民风朴实呵，那可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走到牧民家遇到主人不在，你可以自做自食收拾干净然后走人……

    以后的三十年中我走遍了乌拉特草原的所有地方，目睹变迁，感慨实多，却愈浓的是情结……